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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位置的“诅咒”：承平时的黄金水道，但在乱世却成了“税收拦劫”的最佳场所，无处可逃；主业模式的“脆弱”：晋商的核心资产是汇票和银票，以其高流动性、隐蔽性和权力依附性，轻易地绕过实物厘卡，而江右商主要经营景德镇瓷器、茶叶、木材、夏布等大宗商品，体积大、价值显眼，在运输途中就是一个个移动的“活靶子”，成为厘金官吏最理想的盘剥对象；路径依赖的“断绝”：徽商可以退回盐业领域，依靠“淮盐厘轻”的官方特许权，苟延残喘，而江右商的核心商品并无此类国家级的垄断保护伞，其贸易，本质上是完全市场化的，故其面对军政掠夺时，毫无还手之力。
于此剧中，曾国藩演出其“两面”，戴着理学名臣面具，掩盖其法家酷吏灵魂，以“公”为修辞——“急公好义”，成其话语外壳，将其近乎勒索的筹饷行为，化为忠君爱国的表演。然其“私”语——“奸猾甚于粤匪”，则流露法家式的冷酷判断。作为前线统帅，他面临最现实的财政压力：如何养活军队？在他看来，商人的抗争（罢市）和算计（寻租、造假），与太平军一样，都是阻碍他达成平定天下目标的“麻烦”。他对商人“奸猾”的痛骂，反映的不是道德愤怒，而是对“控制变量”失去绝对掌控的恼怒。
